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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话本小说物欲叙事的宗教关怀

更新时间 2013-3-31 11:20:44 点击数:

    摘 要: 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逐利之风盛行,并进一步影响到小说的物欲书写。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物欲书写主要有神助型、命定型、善恶报应型三种。这些物欲叙事,表达了作者对好财好货的肯定,对个体生命苦乐的关注与本真生命的关怀。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伦理的关注以及重建道德秩序的愿望,具有“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意蕴。
     关键词: 明清小说; 拟话本小说; 物欲书写; 宗教关怀
    所谓“宗教关怀”,是指在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中产生的超越世俗的、追寻精神境界的宗教情结或宗教意识。对于中国小说家而言,“宗教关怀”不一定以宗教为皈依,他们站在人间的立场观察世界,关注现实并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人性、人生、生命以及人类共享的精神价值理念怀有一种敬畏感、神圣感、使命感。明清之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剧变。朝廷的腐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中旧的等级关系的瓦解、对正统理学的普遍怀疑———所有这些,都使明清之际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又充满极大的不安”[1]。在这种现实语境下,话本小说充满了大量的物欲书写,仅三言二拍,涉及到商人、商业的有116 篇,占总篇目的 58%。
    [2]
    话本小说的物欲书写常常与鬼神、命运、因果报应等相连。这些充满宗教意味的物欲书写,蕴含着小说家关注当下、关注终极的宗教情怀。目前的一些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人形象、商业伦理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拟话本小说物欲书写的风貌,但对物欲书写所蕴含的宗教意蕴及宗教关怀的探究还不够。本文主要从物欲叙事模式的宗教化,话本小说家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究。
    一、物欲叙事模式的宗教化
    伟德betvictor1946是时代的产物。怀特说: “每个人都降生在一个先他而存在的文化环境中,这一文化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支配着他,并随他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赋予他以语言、习俗、信仰和工具。”[3]明清之际,儒释道走向民间,对社会各个阶层产生深远影响。万历年间,佛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第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4]在士大夫中,居士佛教亦颇兴盛,若士人对儒佛二学不能双达,便不足论。道教在明嘉靖年间极受尊崇,在明中晚期也得到很大发展。顾炎武谈到当时士大夫的宗教信仰情况时说: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5]在此风气之下,话本小说中神仙信仰、善恶报应、命运信仰等比比皆是,物欲书写亦受此影响。
    话本小说中的物欲书写,主要有神助型、命定型、善恶报应型三种模式:神助型。在这类叙事中,主人公因为意外际遇,得遇神明,在神的指点下,经商营业,无不有获。《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中,徽州商人程宰外出经商,“忽遇海神,四五年间,赚了五七万两”。《二刻醒世恒言·黑心街小戏钱神》中的淳于智贫困潦倒,连仅得的十五两银子也保不住。当财神召回穷鬼,亲自跟随淳于智后,淳于智事事皆顺,功名富贵皆得。
    命定型。人的形体相貌注定其命中的财禄,何时得财,得多少财都是命中安排。命好则福禄深厚,命薄则贫困终生。《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引用俗语道: “命若穷,掘得黄金化作铜; 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入话诗又云: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慧不关呆。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无声戏·失千金福因祸至》中秦世良家事萧条,向杨百万借五两银子。杨百万善相人,说秦世良无论做什么生意不用花一些力气都只管趁钱。秦世良做生意,不是被抢,就是银子被别人拿走。谁料,被抢被丢的银子却给他带来大利,他做了现成财主。《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入话中的金老,费尽辛苦,集攒得八个大锭却不胫而走。其原因,乃是命薄无福消受。
    善恶报应型。物欲本身没有善恶,但物欲追求的过程却有善与恶的选择。善恶报应型是话本小说中出现最多的物欲书写范式,又可分善报与恶报两种。善报型包括拾金不昧得报型、乐善好施得报型、诚实经营得报型等。
    如其中拾金不昧得报型,这类人本身很贫穷,但因为偶然拾金,交还失主,后来命运得到改变,成为大富或大贵。典型的如《醒世恒言》之《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复,《喻世明言》之《裴晋公义还原配》入话中的裴度,《拍案惊奇》之《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中的郑兴儿等。
    再如乐善好施得报型。这类人或广施家财,或捐资助人,或修路架桥……最后得到善报,有的成仙,有的无子得子,有的免于灾难,有的成为大富。
    《二刻醒世恒言·龙员外积善遇仙》中的龙员外家资巨富,买卖公平,好行善事。“开一盘典当铺。待人公平,真是童叟无欺,人人称赞,连年生意兴旺。”又将籴得的米,用来济荒,不知救活了若干人性命。后来龙员外夫妇俱成仙而去。《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一女子因救命之财被骗要跳水,一徽商见到,慷慨解囊,送给她二两银子救了性命。晚上,徽商经受住该女半夜“踵门叩谢”的诱惑,躲过了一场飞来横祸。《无声戏·变女为儿巧菩萨》,盐商施达卿年近六十,尚然无子。受菩萨指点,于是施达卿救穷苦,修路、铺桥、建庙,赈济饥民,救治病人,最后如愿以偿。
    还有诚实经营得报型,《西湖二集》卷二四头回,开酒店的王公“一生平直,再无一点欺心之事。
    若该一斗,准准与人一斗酒。若该一升,并不手里作法短少人的。又再不用那大斗小秤,人都称他为王老实。”感动火神,在建康大火中,王公酒店得免。
    在恶报型中,主人公或为富不仁,悭吝、欺心害人,或忘恩负义,最终受到恶报。恶报型物欲书写中又有欺心侵财受报型、杀人越货受报型等。
    如欺心侵财受报型,欺心之行众多,侵吞他人财物方式也多种多样。有耍手段欺骗他人,夺得他人钱财者,有将他人所寄存的财物变为己有者,有为谋夺他人财产,挑起是非者,有借他人钱财昧心不还者。《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五入话中张善友妻瞒吞和尚辛苦抄化所得六十两银。《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头回中林氏夺夏主簿经营的利息和正话中毛烈赖陈祈赎金“三千金”; 卷二十头回中巢大郎借姐姐病死串通邻居发难,使姐夫被拘,其妾丁氏自缢; 卷二四中缪千户借好友元自实三百两银子,在好友落难时却爽约不还。欺心侵财行为受到惩罚也是多样的。就上面的例子看,有财物主人转世讨债,要回前生财产,有时还加一点“利息”者,如张善友事; 或者被诉告于神灵,侵财者受惩治,如夏主簿事与毛烈事; 有亲人变异类者,如桂迁事( 《警世通言》之卷二五) 。
    再如杀人越货受报型。此类故事中,主人公杀人越货而他人不觉,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被杀者或通过轮回转世,或通过附体,报了被杀之仇,杀人者所得之财又归于被杀者的亲人或后世之身,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头回中两事及《型世言》第三五回的无垢事。
    叙事模式是民族心理意识以及艺术审美的定型化,神明、报应等神异现象参与物欲书写,使得物欲叙事摇曳多姿而又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二、物欲叙事与现实关怀
    牟宗三指出,“宗教的责任有二: 第一,它须尽日常生活轨道的责任。……第二,宗教能启发人的精神向上之机,指导精神生活的途径。”[6]推言之,宗教关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落实于“日常生活轨道”之中的具有经验意义的现实关怀,二是“指导精神生活”的超验意义的终极诉求。两种关怀相依相融,终极关怀必须落实到日常生活,在现实关怀中去实现。
    物欲追求乃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来面目”。早在先秦,儒家就承认物欲乃是人之本性。
    孔子认为富与贵皆人之所欲,而贫与贱皆人之所恶,认可“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蓄聚有数,车器有限”[7]等人类的基本欲求。荀子也认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生而有之的。朱熹认为饮食、夫妻都属于天理。佛教认为财·81·富本身不善不恶,属于无记性,基本的物质需求乃是必要的: “得彼财物已,当应作四分。一分自食用,二分营生业。余一分藏密,以拟于贫乏。营生之业者,田种行商贾,牧牛羊兴息,邸舍以求利,造屋舍床卧,六种资生具。”[8]佛教认可信徒们获取正当的财富,认可将本求利、勤劳赚钱之行。道教有财神信仰,并有专门的求财法术,如《太上正一盟威法》“太上招财镇宝妙”载,佩招财神符可招五方钱财,佩镇宝神符可使钱财不失,六畜兴旺,万厄不侵,佩佑神符可使财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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