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入中....
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论文网
您现在的位置: 免费伟德国际亚洲官方 >> 伟德betvictor1946论文 >> 古代伟德betvictor1946 >> 正文
搜索: 论文

信仰与功利之间: 中晚唐文人的狂放心态

更新时间 2012-7-10 11:17:27 点击数:

    摘 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蔽。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放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超脱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心态,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关键词: 唐中后期; 文人; 狂放
    提及中国古代文人信仰的狂放行为,多数人都会想到明末清初思想界为了突破程朱理学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的“反叛”行为,这种行为常常被视为佛教里的“狂禅”行为。实际上,不唯晚明士大夫,唐中后期深谙佛教文化的士大夫文人群体,在即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也曾彰显出独特的狂放行为。究竟这种行为是受佛教影响还是社会风气所致,以及如何解构这种行为,取决于对唐中后期士大夫文人佛教信仰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再认识。有关唐中后期士大夫文人的佛教信仰,历来是个热点话题,研究者不外乎将视点集中在此一时期文人交游僧侣、研读佛经、创作禅意诗文几个方面。综观此前的成果?,佛教对唐中后期文人创作的影响似乎已得到肯定,文人出佛入佛或外儒内佛的时代特征也多有论及。然而,从心态史角度探讨这一时期文人的佛教信仰问题的成果则屈指可数?,据此对于唐中后期文人的狂放心态更是少有人提及。文章立论依据即是建立在对唐中后期士大夫文人狂放心态的历史素描之上,探讨士大夫文人佛教信仰的现实基点及社会价值观念之诉求,揭示唐中后期士大夫文人信仰生活的某一侧面。
    一、超脱的意向: 狂放心态的历史影像谈及唐代文人的狂放心态,自然要提到洪州宗狂禅。炽盛于中唐元和之际的洪州禅,是当时发展最盛的禅宗宗派,名师辈出,信众最多,势力最大。不过,在后世看来,洪州禅的历史影响并不因其规模如何,而是因其“认虚妄为真性”[1]的教义法则。洪州宗创始人马祖道一曾云: “著衣吃饭,言 谈 祗 对,六 根 运 用,一 切 施 为,尽 是 法性。”[2]其弟子慧海、怀海则进一步说,“何即得解脱? 师曰: 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事无等等,”[3]247“一切法都不必拘泥,这就叫解脱无碍。”[3]301这种“解脱无碍”放任言行、皆不拘泥的主张,显然是对传统佛教教义的一种反叛。正是由于这种肯定人生欲望的世俗化倾向,导致元和年间狂放之风“周遍环宇”,禅宗遂进一步走向狂荡。或许洪州禅的狂放、超脱人生观饱含的社会意义更多地被后世文论夸张,但洪州禅僧那种任情放纵、甚至呵祖骂佛的信仰行为却被史籍毫无保留地述说给了后人,遂使人们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期望去阐释那种“为人纵逸,全非彼教所宜”、“学于佛而不从其教”[4]的奇特现象。
    实际上,在唐中后期诸多受温柔敦厚的、儒学熏染的士大夫文人那里,洪州禅这种狂放行为特征非但没有被拒之门外,反而被接受和学习。比如,韩愈曾在他的《送灵师》中写道: “逸志不拘教,轩腾断牵挛。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权。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战诗谁与敌,浩汗横戈。
    饮酒尽百盏,嘲谐思逾鲜。有时醉花月,高唱清且绵。四座咸寂默,杳如奏湘弦。”[5]35“不拘教”可以理解为他对佛道信仰的排斥,但终日围棋、饮酒则不能不说是种玩世不恭的行为了。此外,韩愈还曾赋诗云: “惠师浮屠者,乃是不羁人”,“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5]34,“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5]43,“事随忧共减,诗与酒俱还。放意机衡外,收身矢石间。”[5]7在韩愈眼里,禅宗祖师惠能本亦是狂放、超脱之人,虽然不赞成外来佛教,但却肯定其狂放至诚的宗教理念,而他自己为艺术表现而狂妄贬低《诗》、《雅》的反儒学传统行为,及其放任自我、诗酒共乐的生活习行,也同样彰显出他对狂放行为的认知进而身体力行。再如,孟郊诗词里的“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6]110,“孤韵耻春俗,余响逸零。心放出天地,形拘在风尘”[6]127,其狂放、超脱的唯我意识,不仅隐然于词句之间,更油然萌发于他的内心世界; 卢仝诗词里的“等闲对酒呼三达,屠羊杀牛皆自在。放心为乐笙歌攒,壮气激作风霜寒”[7],亦突显出他诗风的狂放,在自我语境的影响下,其洒脱无拘的心态流露无疑; 李贺所言的“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8],虽为夸饰韩愈、皇甫二人思想及学识之伟岸,亦不由自主流露出自我的洒脱超然之心态。如果说以上诗人的狂放心态之表象仅只是局限于诗之中而无关佛教信仰的话,那么自幼受佛教影响的白居易,其狂放诗风则不能不与佛教相关。他曾赋诗曰: “本立空名缘破妄,若能无妄亦无空。”[9]276看似所诠释的空即空的理论与洪州禅并不相符,但这种追求自然与适意的新理论又何尝不是洪州禅的禅义追求。
    此外,刘禹锡的超脱心态也或许与禅宗的理论脱不了干系,他曾吟诗曰: “衔杯本自多狂态,事佛无妨有佞名。”[10]483由此可见,所谓士大夫的狂态多被归结为信佛结果,这或许也是当时反佛教社会风气下的流行观点。
    当然,也不能不加取舍地认定唐中后期文人狂放心态都是受洪州禅的影响,至少,这种狂放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有学者曾认为,韩愈及其同派诗人对佛教的洪州宗狂禅的接受与他们的社会批判心态有关[11]。这样的认识大致还是恰当的,对社会批判的理论诉求促使唐中后期的士大夫文人倾心释教,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葛兆光先生曾指出,在洪州禅风的影响下,中唐文人追求自然和自由的人生情趣有了相当理论化的支持,这使得他们更加容易偏离主流儒家规定的人生理想,在理性的责任和道德的压力下,稍稍有一些自我的心灵空间[12]。不过,是受社会风气影响,抑或是文人与僧侣交游而受其影响,两者影响孰大孰小,这还有待对唐中后期文人与佛教关系的深刻认识。汤用彤先生曾提到: “吾人果明于唐朝士大夫对于佛教之态度,则韩氏之功,盖不如常人所称之盛。盖魏晋六朝,天下纷崩,学士文人,竞尚清谈,多趋遁世,崇尚释教,不为士人所鄙,而其与僧徒游者,虽不无因果福利之想,然究多以谈名理相过从。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文词诗章为要事。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伟德betvictor1946,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故士大夫大变六朝习尚,其与僧人游者,盖多交在诗文之相投,而非在玄理之契合。文人学士如王维、白居易、梁肃等真正奉佛且深切体佛者,为数盖少。此诸君子之信佛,原因殊多,其要盖不外与当时之社会风气亦有关系也。”[13]事实上,社会风气的塑造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社会环境给士大夫文人创设的社会际遇或人生颠簸。
    二、唯求佛心: 自我信仰与人世遭遇的交点如何解构唐中后期士大夫文人的狂放心态,不仅需要更多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社会风气的取向,还需要加强对狂放心态人性关照的理解,及对士大夫文人信仰与人世遭遇关系进行深入阐释。
    一如前文所论,社会风气的形成盖不仅是某种宗教传播的影响,重要的是即时社会环境影响下人世遭遇与佛教理论的契合。大致来说,洪州禅思想的主要出发点是“佛不远人,即心而证; 法无所着,触境皆如”。马祖道一的教义特点是反对离心多学,将繁杂佛学义理考辨简化为心学一途,强调“金刚醍醐正在方寸”的当下体悟。《祖堂集》中记载了道一的大致观点: “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在此基础上,他否定靠经论教人解脱的法门,认为“言语说诸法,不能现实相”。一般来说,就是这种观点导向禅宗的生活化、世俗化,末支甚至流为呵佛骂祖的狂禅。“即心是佛”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演化而来,是禅门几代人探索的成果,是其教义的核心。就洪州禅本身来说,他们倡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本心,主要是为了抗衡其他派别,为建立非经院化、非仪律化、自力解脱的佛教宗门而辟新路。然而,这种抛弃了繁琐修持过程的修行理论,却导引了佛教内外的生活行为准则之革命。对于抱持儒家道德伦理观的士大夫文人们来说,本应该对不坐禅、不读经、妄取空语脱略方便的禅习表示异议。然而,当翻开那些诗稿之时,充盈眼帘的反而是禅味十足的人生感触或狂放超脱的心态体现,仔细审视那些诗句之时,往往会透过字里行间剥离出那些士大夫文人背后辛酸的心路历程。
    或许,洪州禅“即心是佛”的教义法则与士大夫文人的人生遭遇真地不期而遇,功利性的求佛心之举曾经模糊掉信仰与苦闷解脱的界限。元和五年( 811 年) ,白居易受到排挤又遭母丧和殇女,他在诗句中隐忍悲伤写道: “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斗薮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胡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回念发宏愿,愿此见在身。但受过去报,不结将来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不将恩爱子,更种忧悲根。”[9]195单从这首诗来看,白居易很明确地指出试从佛教中寻求“解脱门”,那些“智慧水”、“烦恼尘”显然是通往“解脱门”的佛家术语,以至于常常将“止水”、“浮云”

[1] [2] [3] 下一页

返回栏目页:古代伟德betvictor1946论文

设为主页】【收藏论文】【保存论文】【打印论文】【回到顶部】【关闭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