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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之《韩非子》批评辨析

更新时间 2012-7-10 11:16:24 点击数:

    摘 要] 《文心雕龙》在《铭箴》等十余篇中讨论和分析了《韩非子》及其伟德betvictor1946特点,广泛涉及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辞采风格、言说方式、寓言运用等。刘勰以“弃孝废仁”评韩非“五蠹”说,以“华实过乎淫侈”论《韩非子》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对《韩非子》总体上评价不高。但同时,《文心雕龙》对《韩非子》辨正义理的言说方式,循名责实的判断标准,以及“著博喻之富”的表现手法等多所阐发和肯定,同时又大量引叙和容摄了《韩非子》中的义理范式、逻辑方法、文体伟德betvictor1946实践及学术成就等。《文心雕龙》的《韩非子》批评,为后世的韩非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益伟德betvictor1946史料。
     [关键词] 《文心雕龙》; 韩非; 批评
    韩非是战国末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早期法家的思想精华,重法治而轻文艺,好质而恶饰,反对虚华。
    《韩非子》五十五篇,说理精密,文笔犀利,善用寓言,不仅充分展现了韩非子的法学思想,亦且具有极高的伟德betvictor1946价值。对于《韩非子》的伟德betvictor1946成就与不足,《文心雕龙》之《铭箴》、《诸子》、《情采》等至少十四篇予以了较为深入的评判和剖析,其中涉及到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辞采风格、言说方式、寓言运用等。《文心雕龙》的相关评述,对于后人全面解读《韩非子》的文章风貌、正确评判其成就得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一)
    对于韩非及其著述,刘勰总体上评价不高。
    在《诸子》中,刘勰以“弃孝废仁”评“五蠹”说,而《情采》篇则以“华实过乎淫侈”论《韩非子》。
    1.“弃孝废仁”
    《诸子》曰: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孝废仁;
    药之祸,非虚至也。
    [1]229
    “六虱”之说出自商鞅,《商君书·靳令》:“六虱: 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五蠹”之说出自《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 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 谈) 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诗、书、礼、乐、孝、悌等,是儒家伦理思想和仁政观念的核心要素,在儒家看来这些都是神圣的,但《商君书》却将其目为害国虱子; 《韩非子》更将学者( 即儒生) 视为“五蠹”之一。对于这些言论,刘勰以“弃孝废仁”论之,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刘勰论诸子,以“纯粹”和“驳”为标准予以评判,“其纯粹者入矩,其驳者出规”。像《庄子》与《淮南子》等,属“驳”之类,刘勰对其多有微词; 至于《韩非子》,已不仅仅是“驳”,而是“弃孝废仁”了。
    刘勰对商、韩等法家人物的批判和抨击,并非仅仅因为其著述中对儒学和儒生使用了污蔑性的言辞。以商、韩为代表的法家,提倡刑赏、农战,主张用严酷的刑法来实施统治,反对儒家的德教,这些思想和主张同样是刘勰所不能接受的,而这也正是刘勰不满于韩非等法家的关键所在。《诸子》称“申商刀锯以制理”,刘勰对商韩等法家重宪令、轻仁德之举持否定态度。
    《史记·商君列传》以“刻薄”、“少恩”论商鞅,《汉书·艺文志》以“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论法家,正与刘勰持有相同的立场。其后,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抨击韩非之说是“有见于国,无见于人; 有见于群,无见于孑”,可谓一语中的。
    不过,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对于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封建政治体制的形成和确立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时,韩非反对复古、主张革新的思想显然也具有积极意义。对此,刘勰并没有论及。可见,刘勰对韩非的认识和评判是不够全面的。
    在刘勰看来,“五蠹”说实为暴秦苛令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刘勰不满于韩非的又一重要原因。《时序》讲: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 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 五蠹、六虱,严于秦令。”战国时期儒学衰微而诸子勃兴,秦国据“五蠹”、“六虱”之说,制定法令,推行暴政。因此,在刘勰看来,韩非的“五蠹”说是具有极端危害性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刘勰对有秦一代推行封建专制统治,禁锢文明,扼杀文化,实行愚民政策的行径多有批判。如,《明诗》“秦皇灭典”; 《时序》“爰至有汉,运接燔书”; 《练字》“秦灭旧章”等等。证之以史实,刘勰所论是符合事实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载: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 《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这是不争的事实。暴秦燔书,独尊法家,这虽然并非韩非等人所为,但法家的有关思想和认识显然是苛政的理论基础。
    上引《诸子》中,刘勰以“药之祸,非虚至也”这样激烈的言辞表达对韩非子“弃孝废仁”行径的愤慨。从文字表面上来看,似乎刘勰认为韩非之死是“最有应得”;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刘勰对韩非本人的遭际还是同情的。《知音》曰: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 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刘勰此论本于葛洪。《抱朴子·广譬》曰:“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见其为人; 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时。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纳谗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3]“韩非囚秦”事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刘勰以韩非等人为例,以证其“贱同而思古”之论,进而说明“知音其难”的道理。寻绎刘勰之言,他对韩非的遭遇有“愤愤不平”之慨,却无“幸灾乐祸”之意。
    《才略》篇以张华之《鹪鹩》比况韩非之《说难》,也可以作为佐证: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其《鹪鹩》寓意,即韩非之《说难》也。
    《鹪鹩赋》是西晋作家张华的一篇托物言志的作品。鹪鹩是一种“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的小鸟,“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文章取义于庄周“鹪鹩巢林,不过一枝”的论点,旨在阐释“位尊而险,无用安处”的道理。文章大量运用了对比反衬手法,以鹫、鹗、、鸿、孔雀、翡翠之“负婴缴,羽毛入贡”,比衬鹪鹩之“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其立意及结构均表现出了轻灵俊脱、“奕奕清畅”的特点。韩非的《说难》论述了对人君的谏说之难,“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 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引旧注曰: “夫说者有逆顺之机,顺以招福,逆而制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4]254显然,《说难》具有强烈的愤激情绪,鲜明地体现了韩非愤世嫉俗的思想。刘勰以《鹪鹩》比《说难》,肯定了二文讥斥时弊、发抒感慨的意义,显示出对《韩非子》内在情感的深刻体察。
    2.“华实过乎淫侈”
    由上文可知,刘勰对《韩非子》的不满和批判,首先是基于其政治思想上的“弃孝废仁”。
    就伟德betvictor1946角度而言,刘勰又评《韩非子》是“华实过乎淫侈”。《情采》曰: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 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
    采,当作“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在这里,《韩非子》所讨论的是“帝王之术”。他认为,君主应该谋求能够使国家安定强盛的实际功效,而不应该听信那些巧妙动听而又善于文饰的空洞不实之辞。韩非论文艺以功用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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